艾灸的发展历史：唐宋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灸法专著倍出。
唐代崔知梯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己失佚，
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
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黄帝明堂灸经》三卷、闻人着年之《备急灸法》一卷，
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以及庄绰《灸膏育俞穴法》一卷等。
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
医家在医学著作中重视灸法。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
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
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
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
“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瘩，则瘴病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
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
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法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
另如对黄疽、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法取效。
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
同时代的王煮，更是重灸轻针，《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中提出灸为
“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
在使用灸法时，他认为：“风热之证，每次用灸，不得超过百壮，而且宜从少至多，....
寒湿之证，每次用灸不超过千壮，而且宜从多至少……。”
指出“腹中者，水谷之所盛，风寒之所结，灸之务欲多也。脊者身之梁……
背又重厚，灸之宜多，经脉出入往来之处，故灸能引火气。”
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
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可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对灸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宋代许叔微师法张仲景，在著作《普济本事方》、《伤寒百证歌》
等书中强调了引证用灸、灸补肾阳等观点，并且广泛应用于临床。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
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盲俞灸法、小儿胎病灸等灸治之法．
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经验，
如“予尝患澹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
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做了较深入的观察：
“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院）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卜，至灸处即散”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
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
灸法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
在唐宋时期，随着灸法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
如唐·韩愈的《谴疟鬼》诗云：
“灸师施艾炫，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灶艾灼的场面。
宋代张果《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称。
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法，非医者对灸法也加以应用。
《南史·齐本记》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
一时问都大为盛行，被称之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也提到：“吴蜀多行灸法。”
表明此法在民问中己颇为普及．另外，宋“太宗病巫，帝（指宋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
宋·苏东坡写有《灼艾帖》，李唐画有《灸艾图》，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
金元时期，
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在灸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
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
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多取气海、中脱、足三里三穴施灸，认为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等。
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
如“一妇人久积怒，病痈，目上视，扬手掷足，筋牵，喉声流涎，
定时昏昧，腹胀痛冲心，头至胸大汗，病与痛间作，……
乘痛时灸大敦、行问、中肮，……
又灸太冲、然谷、巨阀及大指甲内间，又灸鬼哭穴，余证调理而妥”。
摘自《灸法医鉴》
